电话是凌晨两点十七分打来的。

她当时还没睡，坐在书房，对着一份供应链重组的财务模型发呆。手机亮起来，屏幕上显示陈怀先的名字，她顺手接起来，以为是他睡前随口说几句话。

“我现在在医院。”

她的手指停在键盘上。

“哪里？”

“成都，华西。”他声音有点低，压着的，“阑尾，今晚刚做完手术，你不用过来，就是告诉你一声。”

她盯着屏幕看了两秒。

就是告诉你一声。

这句话的分量，比“你快来”重多了。

“手术顺利吗？”

“顺利，局麻，已经回病房了。”

“疼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她听到电话那头有细微的换气声，很浅，是在忍。她太熟悉这个声音，陈怀先这个人，疼不出声，难受不说，把什么都压成一个“还好”。

她说：“我明天——”

“你明天不是有董事会的事吗，别折腾了，我后天就回来了。”

“后天。”她重复这个词。

“嗯。”

他们又说了几句，不超过五分钟，挂掉。

她把手机放到桌上，没动。

财务模型还开着，数字密密麻麻，她一个都没看进去。

她想起那天的日程——明天上午十点，是跟三家投资方的联席沟通，下午两点，是董事会年中复盘，这两件事加起来把整个白天压死，中间连喘气的空档都没有。

不是不能重新安排。

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投资方沟通推了不好看，董事会复盘推了更难看，她刚稳住舆论，正是需要对外维持信心的时候，这个节点溜号，传出去要被解读成内部出了问题。

她把这些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然后关掉了财务模型。

睡了，或者说，躺着等天亮。

第二天她没有去成都。

她坐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，说话，回答问题，把这半年的数据逐条拆解，声音稳，逻辑清，没有一句废话。

但她的手机一直扣在桌上，背面朝上。

散会以后，她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。